【案例】

鄭某，某省屬國企A公司（國有獨資）總經理，長期在國有企業任職。A公司為提升資產證券化水平，啟動并購該省某民營企業B公司的工作，并明確由鄭某牽頭開展。鄭某考慮到剛到A公司任職不久，為盡快取得工作成績，其在項目尚未完成盡調的情況下，授意公司戰略部一周內完成可行性分析報告，且將本應提交黨委會前置研究的重大事項，以時間緊迫為由直接提交總經理辦公會，會上僅經簡單討論即由鄭某拍板通過。由于盡調未實際完成，A公司沒有及時發現B公司隱瞞巨額債務問題，且市場行情發生變化，該項目宣告失敗，造成國有資產巨額損失。

【審理意見】

鄭某作為國有公司工作人員，明知盡調不充分、規避集體決策程序有可能給公司帶來損失，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超越權限決策，造成國有公司資產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涉嫌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調查過程中，鄭某以項目開展系由集體決策、市場因素不可預見、本人沒有濫用職權的主觀故意等理由提出申辯。我們認為鄭某的申辯理由不成立，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鄭某行為系以集體決策形式掩蓋個人專斷實質。根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等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不得濫用職權，違反決策原則和程序決定企業生產經營的“三重一大”事項。鄭某的行為已經明顯違反關于集體決策程序的規定，其為盡快取得工作成績，在錯誤政績觀的驅使下，無視項目盡調尚未完成的事實，規避法定程序，將項目倉促提交總經理辦公會集體研究，且在參會人員未充分討論的基礎上便拍板決定。整個過程看似經過集體決策，實則通過壓縮會議討論時間、減少無法由個人掌控的集體研究環節（黨委會）等方式操縱最終決策結果，其實質應認定為個人違法行為。

二是鄭某的行為與重大損失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國有企業經營過程中出現重大財產損失究竟是領導干部濫用權力或嚴重不負責任造成的，還是不可抗力、難以預測的介入因素導致的，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分析行為人的客觀行為對引發危害結果所起作用的大小，從而判斷二者之間是否具備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在本案中，主要分析鄭某的違規決策行為導致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大小、對方隱瞞債務及市場行情等介入因素是否異常等。鄭某為推進項目未充分開展盡調，導致沒能發現標的公司債務問題是造成重大損失的直接原因，市場行情變化因素是引發這一后果的誘因之一。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市場行情變化屬于較為常見的介入因素，相關規定中對重大投資項目設計多次集體討論決策程序的初衷就是為了最大限度控制風險，是鄭某的刻意規避導致“防火墻”未能發揮作用，其行為具有導致最后結果發生的高度蓋然性，應當認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三是本案中鄭某主觀上是故意。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往往會映射到客觀行為上，我們可以通過分析行為人的具體行為是濫用權力還是不負責任來判斷其究竟系故意還是過失。根據相關規定，“嚴重不負責任”通常表現為工作中輕率大意，在重大經營決策時，不認真分析研究、不尊重客觀經濟規律、不聽取多方意見建議，盲目決策等；“濫用職權”則通常表現為行為人超越職權擅自決定、處理無權事項或背離職務要求胡亂作為以及故意不履職等，其中違反規定、不顧法定程序，在重大經營決策方面獨斷專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鄭某作為長期在國有企業任職的領導干部，明知“三重一大”決策程序的要求及其重要性，仍故意規避；在盡調不充分的情況下，獨斷專行通過投資決議，且其任職經歷應當能讓其清晰地認識到該行為有可能造成重大損失，也未采取任何措施防范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而是放任損害結果發生。綜上所述，鄭某的主觀上并非過失而是間接故意，其行為應認定為濫用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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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志